1943年的某一天，听说乡里来抓壮丁，重庆16岁的萧家福躲到家后面的山上。 金门前线哨所，天色已暗。值夜班的萧家福靠在高台栏杆上，目光穿过海峡，凝望着大陆方向。入夜的海面仿佛与天空融为一体，唯有远处几点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。那里，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家乡——重庆。 ＂再过两个小时就换班了，＂他默默计算着，却无法移开望向故土的眼睛。这已成为他在金门驻守期间的日常习惯。为了能离家近一些，萧家福特意申请调到了金门的装甲部队。因为在这里，他能看到与家乡最近的一片海。 清晨值班结束后，他常常一个人站在岸边，屏住呼吸，仿佛这样就能听到对岸鸡鸣狗吠的声音。不知多少个夜晚，他站在这里，双眼噙着泪水，仿佛这样就能越过海峡看到巴南鱼洞镇仁厚乡的那座老房子。 1960年的金门，驻军生活紧张而单调。萧家福的脑海中却不断浮现出幼时在幺铺子村的点点滴滴：和父亲一起下地种玉米红薯的情景，跟着母亲卖针线补贴家用的日子，还有冬日里啃着香喷喷的玉米棒子坐在家门槛上看远山的悠闲时光。 作为萧汉卿与刘仁碧的长子，他被寄予了厚望。父母送他去念了两年书塾，希望他能识字知礼，将来挑起家里的重担。他们生育了四子一女，家底不宽裕，但小日子过得温情脉脉。谁能想到，命运的转折会如此突然。 从军队退役后，萧家福的生活更加艰难。在台湾，他只能靠卖苦力维持生计，是眷村里最底层的存在。直到40多岁，他才与一位台湾本地女子结婚，比他年轻不少。结婚后相继生下了五个孩子，三女二子，家庭负担越来越重。 ＂要永远记住，你们的根在大陆、在重庆，不能忘了自己的祖祖辈辈。＂这是萧家福从第一个孩子记事起就不断重复的话。在他的坚持下，几个儿女都学会了说重庆话，儿子们的名字也按照老家族谱上的＂邦＂字辈来取。 1988年，两岸关系出现转机，萧家福收到了一封跨海而来的家书。拿到那封皱巴巴的信件时，他开怀大笑的样子是儿女们从未见过的。但当得知父母和三弟已经离世的消息，他的笑容消失了，转而掩面痛哭。 ＂我父亲病倒了，＂小女儿萧慧蓉回忆道，＂他总是自责，作为长子没能尽孝父母床前，作为大哥没能庇护弟妹。至亲离世，他连回去磕个头、上炷香都做不到。＂ 之后不久，萧家福的妻子不告而别，离家出走了。从此，家里只剩下他和五个孩子相依为命。为了养大儿女们，他每天早出晚归，同时做着好几份兼职，累得气喘吁吁。 2018年重庆机场，92岁的萧家福拄着拐杖走出舱门，望着窗外陌生的景象，困惑地问道：＂这是台北吗？＂69年过后，家乡的模样已与记忆中相去甚远。他不断向接机人员解释：＂我是重庆人哦！这里是我的家。＂ 这次回乡的旅程要追溯到1943年那个改变萧家福一生的日子。那年，16岁的他听闻乡里来人抓壮丁，心知自己正值青壮年，若被抓走，家中重担将全压在父母身上。惊慌之下，他顺着小路跑到了家后面的山上，想躲过这一劫。 山中的萧家福屏住呼吸，期待着来人离去。可那些＂老油子＂经验丰富，深知青壮年的躲藏心理。他们深入山谷搜寻，最终找到了蜷缩在灌木丛中的萧家福。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，他被押下山，连父母弟妹都没能见上一面就被送进了部队。 初入军营，萧家福被分配做后勤运输工作。不久后，因战事吃紧，他被强制入伍，开始了漂泊的军旅生涯。1944年，部队接到增援贵州的命令，萧家福随队出征，亲眼目睹了战场上的生离死别。 抗战胜利后，萧家福终于有机会短暂回家。1946年，他回到了仁厚乡的家，与父母告别。临行前，年仅三岁的幼弟萧家贵突然冲着他大哭起来，那哭泣的样子成为他对小弟最深刻的记忆。拉着弟弟的小手，他软声安慰着，却不知这一别竟是永诀。 回到部队后，19岁的萧家福从重庆朝天门登船离开，随军辗转于浙江、贵州、云南和海南等地。1949年，他跟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，从此与家乡阔别。为了寄托希望，他改名为萧运骞，期盼命运能够好转。 2018年10月19日，萧家福在子女们的陪伴下终于踏上了故土。来到母亲刘仁碧的墓前，他丢开拐杖，缓缓跪下。大女儿心疼地喊道：＂爸爸，你快起来吧！跪下去就起不来了！＂ 但他坚持完成这迟到几十年的跪拜。双手合十，他带着哭腔向母亲诉说着思念和歉意。因道路崎岖，他未能亲自前往父亲萧汉卿的坟前，只能让子女代为祭拜。 在老家的断壁残垣前，萧家福遇见了儿时玩伴刘仁贵。两位老人拄着拐杖相对而坐，刘仁贵认得他，他却已不记得对方。 回乡之旅让萧家福得知，他的父亲于1952年因过度劳累吐血而死，母亲于1956年病逝。他的四个弟妹也已先他而去：二弟萧家禄1988年因肺气肿去世，三弟萧家伦2001年因糖尿病离世，四弟萧家贵1989年因肺癌去世，只活了46岁，妹妹萧家玉2008年以80岁高龄离世。五兄妹中，只有萧家福一人活到了寻根归乡的这一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