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民党中将李仙洲，饭量很大。 在战犯管理所里，他一次能吃七个馒头、六个窝窝头。 吃面条时，他用小脸盆盛上半盆，能一口气吃完。 吃肉包子，一次能吃12个。 即使粗糙的籼米饭，他也能吃三大碗，外加一小盆土豆烧牛肉。 他常说自己有三德:即吃的、拉的、睡的。 李仙洲等战犯们，在管理所的生活还是不错的，每顿都有荤菜，不是鱼就是肉。 最初进入功德林的是在襄樊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。 最早的一批人包括康泽和董益三等。 此后，更多的战犯被送到了这里，其中包括杜聿明、文强、黄维、杨伯涛等人。 这些人曾是国民党军队中举足轻重的高级将领，但在功德林，他们与普通犯人并无二致。 这里的战犯们接受着“改造”，这种改造是一种较为长时间的思想教育和学习过程。 监狱内设置了学习委员会。 委员会由犯人中较为积极的人员组成。 每个人必须参与其中，无论是学习理论文件，还是参与简单的劳动。 在功德林中，郑庭笈不仅是“第八组”的组长，还负责监狱内的澡堂管理。 很多战犯依然习惯性地谈论曾经的辉煌，谈论自己如何打胜仗。 而他们每写一次学习心得，每读一篇文件，都要在监狱内的“新生园地”上张贴墙报。 这些墙报上，写满了对当前形势的认同。 犯人们每周都有一次看电影的机会，而伙食标准较普通犯人也要好一些。 根据回忆，郑庭笈是功德林中的“先进分子”，他经常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这首歌，虽然唱得并不标准，但却充满感情。 文强对郑庭笈的评价也是褒扬的，尽管两人性格迥异。 在“改造”过程中，有些人选择了较为平和的态度。 而有些人则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影像。 尤其是王陵基，他曾差点因镇压反革命被枪毙，但在他赴功德林的路上，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像时，依旧行了一个深深的鞠躬。 不同背景的战犯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。 原国民党正规军将领常常对特务分子心存蔑视，嫡系将领也看不起那些所谓的“杂牌军”。 有些人并未经历过直接的战场冲突，但他们对国民党历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却异常熟悉。 沈醉曾提到，自己虽然没有上过战场，但对国民党的历史事迹，包括黄埔建军、北伐中的汀泗桥之战、抗战中的台儿庄大捷等战役都有着深入的了解。 一谈到国共内战，许多将领便会表现出回避态度。 他们的日常并不完全是封闭的囚禁。 每天，战犯们都需要参加理论学习和思想批判，也需要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任务。 劳动内容五花八门，既有缝纫、理发，也有烧开水等简单的工作。 郑庭笈回忆，在这些曾经指挥大军的将领中，许多人对于一些简单的农活难以胜任。 1960年，监狱管理层决定将这些战犯迁往位于燕山山麓的秦城农场。 犯人们日常的任务是从事种植蔬菜、养殖家禽、拆解废旧砖窑等。 郑庭笈回忆自己曾在田里挖鱼鳞坑，身体的不适让他几乎无法承受。 而在农场里，年过六十的牟中珩表现出了异常的坚韧，当他照顾的母猪死了一只猪崽，牟中珩因此伤心流泪，并写下检查。 监狱和农场的改造工作让他们逐渐对过去的历史产生反思。 1959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部分“战犯”的消息。 10名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犯被宣布获得释放。 他们分别是杜聿明、王耀武、曾扩情、宋希濂、陈长捷、杨伯涛、郑庭笈、邱行湘、周振强、卢浚泉。 李仙洲是其中一位未能出现在名单上的战犯。 当他听到名单时，心中顿时沉重。 然而，在周恩来审查第二批战犯名单时，他注意到李仙洲的情况，便决定将他的名字补充上去。 李仙洲的俘虏生活令人注目。 陈毅得知李仙洲被俘后，特地前去探望。 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。 两人就李仙洲的伤情、治疗过程以及个人经历展开了交谈。 李仙洲在与陈毅会面后不久，华东解放军政治部组织了一次被俘将领座谈会。 李仙洲在会上首次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战术失败。 在会议中，李仙洲还提议发起反内战运动，得到了在场多数人的支持随后，他草拟了一份反内战声明，获得了十九位将军的签名，并由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发布。 此外，李仙洲虽然年纪较大，却食量惊人，每顿饭能吃六七个馒头和十多个包子。在改造期间，李仙洲表现出色，积极参与劳动。 1960年，李仙洲终于接到特赦的通知。 获得释放的十位将领特地来到周恩来住所。这些将领中大部分都曾是黄埔军校的学员，周恩来在当时曾担任该校的政治部主任。 杜聿明在与周恩来交谈时，甚至忍不住向昔日的老师道歉。对此，周恩来温和地表示，自己也有不足之处。 参考文献：[1]任唤麟,刘雪.我国传统素食餐饮特点研究——以《素食谱》(1925)与《功德林素菜谱》(1982)等为例[J].四川旅游学院学报,2018(3):5-836
